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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] 行祭礼也是如此，孔子的学生子张说：祭思敬。

[48]《语录》，《象山先生全集》卷34。如此用工夫，是与孔子的畏天命的宗教精神一致的，所以说：如非礼勿视听言动，与夫戒慎恐惧，皆所以畏天命也。

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儒学 敬 。说真实、敞开，就是指我们是否在实践自然所赋予我的目的、使命，譬如说一种真情实感，一颗赤子之心，这可以说是敬的最原初的内涵。就早期儒家来说，诚既是本体论的范畴，也是工夫论的范畴，如孟子、《中庸》讲诚者，天之道也，就是从本体论意义上讲的。此外，道家还直接用静来说本体。这种涵养方法，王廷相谓之求灵，而不是求养[55]，求灵是以知虑清明而达成致知为目的的，求养则是离物而培其根，是致虚守静的释老之学。

[77]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[1]《论语·八佾》。敬与静坐之涵养工夫，都不是摈弃见闻、如槁木死灰的块然兀坐，而是有所畏谨、如有所畏，这样，才能收拾得自家身心在这里。他要建立新的修正后的人学形上学。

近世一辈学者，肯用心于内，亦多犯悬空识想，将道理镜花水月看，以为绝悟，其弊与支离向外者等。仁并不是实体范畴，正如心不是实体范畴一样，仁毋宁说是意向性、目的性范畴，所谓生生不已、生生而不容已者，即是说，向着一个目的不断地生成。但是，正因为欲作为生机是生命的发生变化之处，具有不定性和变化的可能性，因此便有发生过恶的可能，纵欲便是过恶。在这里，意和念是有重要区别的，念是动念或一念发动处，是时起时灭的，意则是心之主宰或心之所以为心者，它不属于动念，念有起灭，意无起灭也[32]，朱子、阳明所谓意，实际上是蕺山所谓念。

蕺山虽讲性体，但不离心而言性。为此，他对阳明的格物说进行了批评：若阳明先生言格去物欲，反有碍。

[29]《刘子全书》卷6，《证学杂解》。心是形体的组成部分，所以是形而下者[6]，但心不是一般的形体，是形其性者[7]。今人研究新儒学者（特别是大陆学者），多以存天理，灭人欲为新儒学的核心问题，批评者以此，赞扬者亦以此。人合天地万物以为人，犹之心合耳目口鼻四肢以为心[27]，人与万物息息相关，决不是相对而立，人是人，物是物，人是认识主体，而物是认识对象。

[43]《刘子全书》卷12，《学言下》。[40]《刘子全书》卷25，《读大学》。[41]《刘子全书》卷19，《答履思二》。[31]《刘子全书》卷10，《学言上》。

前引文便说喜怒哀乐是四德，而非七情。[19]《刘子全书》卷8，《中庸首章说》。

新儒学即宋明理学，重建了儒家人学，以生理释仁，把仁说成形而上者之性，以与形而下者之情相对，根据前面所说，这是蕺山所不能接受的。总而言之，蕺山以为情是自然而合乎道德的，虽然在放纵泛滥时会流于不善。

这当然不是说，他要彻底取消形上学，他的意图是，使形上学更加贴近人生，更加具有生命力。蕺山讨论道德情感，并不专提四端，而是讲喜怒哀乐，这一点也很有意思。自喜怒哀乐之发于外而言，谓之和，不必其已发之时又有气象也，即天道之元亨利贞呈于‘化育者是也。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无形之心。刘蕺山的哲学（进而整个中国哲学）却没有这样的问题，因为它是灵肉合一、神形合一的。他的诚意之学，尽量贴近生活，容纳了大量的感性内容，而不是宗教式的禁欲。

五 蕺山的人学即心学，还有一个重要特点，这就是用意代替了阳明的良知，用诚意代替了阳明的致良知。在仁学的问题上，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，蕺山并没有离开新儒学的基本立场。

下学非只在洒扫应对小节，即未离乎形者皆是。在蕺山看来，本体境界即仁的境界的实现，全靠功夫修养。

因为天道之元亨利贞不只是自然界的运行规律，而且具有自然目的性，其目的性正是由人之喜怒哀乐而得以实现的。它既是人心之本然，亦是人心之当然，既是生命存在，又是生命的意义所在。

蕺山以为七情是喜怒哀乐的变相，就失去了道德性质。惟存发总是一机，中和浑是一性。他有一段话说： 道形而上者，虽上而不离乎形，形下即形上也。虽说是自然，却又有某种目的性，并不是机械的必然性或因果性。

西方自从康德提出道德情感以后，情感问题开始受到重视，但是康德是道德形上论者，他对道德情感基本上持否定态度（只有敬畏之情除外），认为道德情感是心理的、经验的，不能实现道德形上学。朱子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，他以四端为主，将喜怒哀乐分属于四端，但也并不都是如此。

人本主义（如存在主义）者比较重视情绪情感，但同样认为，情感是个人的、非理性的。仁义礼智即喜怒哀乐之表义，非仁义礼智生喜怒哀乐也，又非仁义礼智为性，喜怒哀乐为情也，又非未发为性，已发为情也。

天命流行，物与无妄，天之道也，人得之以为性，天不离人，性不离形也。因此，决不可以欲为恶而务除之。

他这里所说的心灵，决不是超绝的心灵学，而是经验心理的问题。儒家所说天人之际，就是讲天地以生物为心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，即所谓仁的学问。[8]《刘子全书》卷11，《学言中》。是故君子即形色以求天性，而致吾戒惧之功焉。

人人都有喜怒哀乐之情，人人也都具有当喜而喜、当怒而怒的内在根据，即当然之则，这当然之则既是自己为自己立法，又具有普遍性、必然性和客观性。[33] 就是说，意来源于天地生生之理，其根本意义在于生，生就是仁，不过它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意识状态，具有主体性特点，也可以说是一种主体精神。

万物之对于人，犹如耳目口鼻之对于心，是不能分开的，更不能对立起来。一般而言，恻隐、羞耻等等属四端，喜怒哀乐等等属七情，前者指道德情感，后者指自然情感。

蕺山说：心无体，以意为体。[22] 朱子主张未发为性，已发为情，性是体，情是用，以未发已发分性情体用，这就出现了问题：未发时性体何在？已发时情又何系？蕺山提出存发一机，中和一性，就在于说明，不管未发已发，都是喜怒哀乐之情，亦是仁义礼智之性，决不能以未发为性、已发为情。